话剧《花桥荣记》剧照。张友豪 摄
传统戏曲如何契合小剧场的艺术特征，创作出具有时代感、价值感、审美感的艺术形态，是戏曲创新的路径之一。桂剧《花桥荣记》作为一出探索性的小剧场戏曲创作，由广西戏剧院排演并于2019年12月6日首演成功以来，深受观众喜欢。在前有1998年谢衍编导的电影《花桥荣记》，后有2006年张仁胜改编的话剧《花桥荣记》的前提下，桂剧《花桥荣记》另辟蹊径，着力于小剧场创作，通过对剧本“大题小做”式的改编、重塑人物关系、简化布景深化舞美内涵、多种叙事方式并行等方面的探索，力求创作一出不一样，但有思想、有个性的新版舞台艺术剧——《花桥荣记》。
桂剧《花桥荣记》剧照。粟俊 摄
从“小题大做”到“大题小做”的剧本改编
小剧场并非一味地反叛传统、标新立异，而是着力于找到当下观众感受痛苦与快乐的方式，推出符合观众审美趣味的作品。白先勇的短篇小说《花桥荣记》立意开阔、宏大，其时间、空间、事件三位一体的跨越性，是典型的“小题大做”。
电影、话剧的改编创作，都遵循原著的立意：见微知著——从一隅窥探时代风云。桂剧《花桥荣记》则相反，从时代风云中反衬人命卑微，再以人物命运回应时代风云。桂剧《花桥荣记》基于小说饱含内涵的“小题大做”理念展开其“大题小做”的改编方式：台北一家“花桥荣记”米粉店，以一碗桂林米粉，承载着老板娘容蓉、李半城、秦癫子、卢先生、陈师傅等人浓郁的思乡之情；每个人的前半生都留在广西，如今只能在台北这家米粉店追思往昔；最终在一个中秋台风之夜，李半城、秦癫子、卢先生魂归故里，只留下仍旧抱着期望的老板娘。
桂剧《花桥荣记》以四场戏围绕“三聚一散”完成了故事的创编。第一场即第一聚：“荣记”开张，流落在台北的广西人李半城、秦癫子、卢先生不约而同地慕名齐聚店里，寻找当年遗留在祖国大陆的“荣记”味道。第一聚传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老板娘把几位食客介绍给彼此认识，也介绍给观众，亦交代了人物的前世今生；二是奠定人物之间有情有义的和睦情感——打破原著人物的冷漠、势利关系，引导故事的感情基调走向了截然不同的路。第二场即第二聚：中秋月圆，“荣记”再聚，各自回忆往事，重点书写老板娘从米粉丫头到官太太再到孤身逃难的经历。以此隐喻时代风云，人命卑微，恰似“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悲哀。第三场即第三聚：卢先生守身如玉为了等待在祖国大陆的“青梅”罗小姐来台相聚。这一场通过“薛平贵回窑”的戏中戏串起卢先生与罗小姐在桂林两情相悦的往昔，同时铺垫了卢先生与罗小姐现在的悲剧。第四场是“散场”：又是一年中秋，老板娘在“荣记”等广西老乡，等来的却是李半城、秦癫子、卢先生先后去世的消息。最后通过老板娘的吊唁，再次回顾了这些人可怜、可悲、可叹的一生。
改编后的桂剧《花桥荣记》拥有属于自己的特色，故事的思想艺术价值得到进一步升华和传递，既有表层视域下的“三聚一散”，又隐含深刻的“聚·散”内涵：“聚·散”一，表层是广西老乡相聚“荣记”，深层是异乡人与故乡的离别；“聚·散”二，表层是中秋老乡相聚，深层是老板娘与丈夫别离；“聚·散”三，回忆里是卢先生与罗小姐的聚，现实是两人的分离；“聚·散”四，现实是老板娘与广西老乡的离别，深层是广西老乡魂归故里。这样的创作思路是对“大题小做”指导思想的回应，在繁杂中聚焦主题，观照人困于时代的挣扎与无力，以及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社会语境下，对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走向的整体呼应。
桂剧《花桥荣记》剧照。粟俊 摄
“性本善”的人物探索与重塑
无论原著还是改编，《花桥荣记》刻画的都是一群市井人物的群像。桂剧《花桥荣记》摈弃原著人物的自私、冷漠、复杂、阴暗，塑造了市井中的无名小辈，但绝非小人。原著人物的复杂多变是在阴翳遮蔽的战争环境压迫下衍生的人格变态和道德败坏，带有时代的烙印和伤痛，电影和话剧都保持原著人物的性格特征。在桂剧《花桥荣记》里，赋予人物怎样的个性，以何种方式呈现人物的性格，从而既能树立新颖的人物形象，又不破坏故事的整体性，是这部剧人物塑造的关键。为此，主创对人物进行群像素描和个体深描的统筹：第一场和最后一场速写群像——落魄异乡客；第二场和第三场，分别细刻了老板娘和卢先生，以两段“求而不得”的婚姻与爱情，揭示了战争残酷和人命卑贱。从而以繁简得当的方式塑造人物形象，聚焦情节、具象人物，契合主创“大题小做”的思想，使得该剧的审美意象与原著及之前的改编走向不同的维度。
作为同一小说衍生的作品改编，桂剧《花桥荣记》的人物塑造与原著及其他版本的改编的区分不在于人物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而是同一件事，人物的不同做法和态度，以显示人物的性格和气质。原著里，老板娘春梦婆尖酸刻薄、毫无同情心；卢先生从有涵养的富家公子沦落为暴戾、龌龊的蝼蚁；李半城与秦癫子猥琐且无赖。电影和话剧都遵循人物原来的个性，他们是战争中小人物自私自利的群像写照。桂剧《花桥荣记》里，作为主线的老板娘善良、热情、温暖、重情重义的个性与品格，串起异乡的孤魂，使得原本内心阴暗、冰冷的每个人，都有了亮光与温暖。桂剧里的卢先生，始终保持他的儒雅与重情，即便到死的那一刻，他留给观众的，依然是他的风度和风采。如此一位有学识、有涵养、有气质的好人最终被骗致死，无形中加剧了观众对命运不公的悲愤。这样的人物设置使观众看到该剧并没有偏离现实轨道：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人心的黑暗角落依然存在。作为群像的李半城、秦癫子、顾太太、陈师傅，他们真诚、朴质、老实，有落魄的无助，却无半点污浊之象。桂剧《花桥荣记》通过展现人物于悲剧下的温暖与情义，重塑人物形象，以实现戏剧艺术的升华。
正是桂剧《花桥荣记》传递出的人性之美，如沙漠里的绿洲、荒原里的花朵，滋养着人性的善，观众看的是一出悲剧，却没有绝望到底，还生出些许感动。以此，作为一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时代悲剧，小人物温情里的悲情更能引发观众的感同身受。这恰恰呈现出了与小说、电影、话剧不一样的审美风格，既契合了小剧场的艺术特性，也凸显了桂剧《花桥荣记》的艺术自觉和创新。
桂剧《花桥荣记》剧照。粟俊 摄
简化的舞台布景深化舞台的内涵
舞美的价值在于参与舞台空间的创造并与剧情局部或整体相呼应，帮助观众读懂、读透剧中情和剧外意。很多大型剧目把舞美做成了炫技，容易忽视舞美与戏剧内容、思想相辅相成的功能。桂剧《花桥荣记》因其篇幅限制以及小剧场的艺术表达，“极简”成为其舞美设计的特征，但“极简”并不意味肤浅，而是处处隐含深意：或暗示剧中的故事走向、或丰富剧情的内涵、或烘托剧中的氛围、或展现人物的心理、或强化剧中的立意，使舞台设计与戏剧参互成文，含而见文。
桂剧《花桥荣记》的道具有两套八仙桌椅、一张石凳以及六幅背景图，根据不同场幕具体安排。八仙桌椅作为贯穿剧情道具，是米粉店的标配，也是“荣记”的身份传承，即便来到台北，依然保持着传统，只是物是人非，回不去了。
全剧舞台背景以蓝色为基调，作为三原色之一的蓝色，冷艳中暗含希望，如该剧的主题，悲痛、别离、无奈，但不至于绝望。第一幅以明月当空强化了“中秋”的时间点，隐喻着祖国大陆、台湾同一轮明月却因何总在别时圆呢？第二幅以桂林山水、木棉花等广西名片元素构成，暗示故事发生在桂林，火红的木棉传递老板娘与张天长炽热的爱情。通过回忆的美好与现实疼痛的对比，过去与现实的不平衡，拉扯着戏剧的张力，透出人在战乱时期的渺小与无助。第三幅以桥、房子、明月、榕树的组合，暗示剧情的现在时——卢先生在公园大榕树下拉琴寄相思，反衬岁月静好时卢先生与罗小姐曾在桂林的小桥边、榕树下遗留的过往。现实与往事纠缠，说不清的苦涩，最终在第三场的戏中戏“薛平贵回窑”中被撕裂成了眼泪——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等回了薛平贵，但卢先生最终没能等来他的罗小姐。第四幅是清冷的明月当空，卢先生拿着琴，背对观众，慢慢地走向冷月，仰望、定格，说不出的悲凉，预示人物悲剧的结局。第五幅黑蓝交杂的色调构成，传递了人物在风雨飘摇中终结，与屋内老板娘的吊唁呼应。第六幅再次以明月当空作为谢幕背景，彰显主创的用心，暗含团圆的期望。
桂剧《花桥荣记》的舞美设计以小见大，服务于表演与剧情，每个道具、每个背景都不是“虚晃的枪”，而是参与到文本内容和剧场表演的互文中，使视觉效果与观戏效果、舞台效果与意象效果、表现形象与内在意旨达到统一，帮助观众读懂剧中的内涵与外延，深化戏剧的价值。
多元叙事并行彰显美学趣味
桂剧《花桥荣记》在故事展演中运用了顺叙、倒叙、插叙等多种叙事手法，使得故事的呈现更具韵味，创造出独特的美学趣味。
《花桥荣记》电影版是顺叙，重于小人物悲剧背后的大时代悲剧；话剧版是穿插闪回，侧重特殊年代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无法跨越的生存状态，以乡愁暗含家国情怀；桂剧版以顺叙为主，交杂倒叙与插叙，侧重于大时代悲剧下小人物的温情，小人物的温情又反映时代的悲剧。
桂剧《花桥荣记》的表达既直白又含蓄：以顺叙的手法平述了人物当前的生存状态——从相识“荣记”到团聚中秋再到生死两茫茫；以倒叙回望了人物的前半生——当年广西容县县长的秦癫子，占据柳州一半房子的李半城，桂林大户人家的卢先生以及米粉丫头的老板娘；以插叙勾勒了悲剧中的欢喜——米粉丫头与军官的爱情，卢先生与罗小姐的两情相悦，“薛平贵回窑”的戏中戏。
桂剧的主创以时代展现人物、以人物建构故事、以故事呈现审美、以审美凸显创作，在不破坏故事完整性的基础上，打破人物原有的关系，重建人物关系，重塑人物性格以符合新的人物关系，无形中创造了新的审美向度。
如果说《花桥荣记》的小说、电影和话剧看后让人沉重与悲观，桂剧的创编则让人看到生活的好与人性的美。小剧场戏曲的创新正是探讨、呈现戏曲艺术的多种可能性，以期更好地传承戏曲在新时代的发展。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